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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座本就出于自愿,没有人可以强迫

2018-10-20 14:11 来源:豫青网

  让座本就出于自愿,没有人可以强迫

  必须坚持宪法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设立全国人大代表办事处的决定没有得到完全落实。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年夏天江苏水灾重,淮安那里又是重灾区,小六(指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在中央党校都听过淮安抗洪救灾代表的报告,所以一定要请当地领导人把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到最低规格。在全总十六届十六次主席团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就有关人事事项作了说明,对李建国同志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以来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们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的学生和进步华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如今这棵中巴友谊树早已枝繁叶茂。

  全总十六届经审会委员,未担任全总十六届执委会委员的省(区、市)总工会、全国产业工会、全总部门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截至2017年9月,全国共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万份,覆盖女职工万人。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法律洗礼和观念革命,无数人的命运也因此而被改变。

    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把普法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是新一轮普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听说要开家庭会,谢来庆的老婆转身要走,毛泽东却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家的成员了,多一个人更热闹些。当时杜秀住在老乡谢来庆家。

    各位代表!  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给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新法中对此予以明确,下议院在两院中具有对条约不予批准的最终决定权,而上议院仅有拖延权。  为了对全国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和保障,早在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成立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作出决定,在省级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较多的市的人民委员会设立全国人大代表办事处,办事处酌设秘书1人至3人,为住在本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办理秘书工作;在代表人数较少的市、县,由当地人民委员会指定专人兼办代表的秘书工作;在有代表的部队中,由政治部指定专人兼办代表的秘书工作。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

  在我看来,其中的三件事,使代表工作上了一个大台阶、代表工作呈现出新面貌,这些做法,形成了工作惯例、工作制度,具有长远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5年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打包修改法律取消或者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对与法律修改内容有关的107件地方性法规逐件进行审查研究,督促地方人大常委会对30件与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作出修改。(资料由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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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之五:毛泽东在上海赚到革命“第一桶金”

    (2018-10-20 16:12:03)


                   青年毛泽东之五:毛泽东在上海赚到革命“第一桶金”

                                                                                         (维经斯基)

    在毛泽东为“驱张运动”奔忙时,他的好友兼恩师杨昌济与父亲毛顺生分别于1920117日、123日因病辞世。杨昌济生病期间,曾写信给上海的好友章士钊力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请兄务必尽其可能帮助他们。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 ,杨昌济还让毛泽东到上海找章士钊。

    这年二月,湖南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学子也准备开赴上海。

    也许是命运的巧然安排,毛泽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陈独秀也在这时奔赴上海。

    出狱后,在北大呆得好好的陈独秀虽担任国史馆编纂,还在北大教宋史,事情却不太多,好折腾的他经常宅在家浑身不自在,开始关注起中俄关系发了变化,陈独秀立即在1920年元旦版的《新青年》盛赞:“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 [2]

    192022,还在保释期的陈独秀摆脱监视来到武汉,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连续发表演讲,除了主张教育改革,还高唱社会主义之歌。十月革命炮响两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涌入中国。在大家的眼里,李大钊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中国马列主义的鼻祖,可唐宝林却在《陈独秀大传》中,充分论证了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才是中国第一人。

    陈独秀的演讲轰动了武汉,武汉政府很生气当即下达驱逐令:停止演讲,速去武汉。化过妆的陈独秀走出警备森严的北京火车站,偷偷溜回家。到家后,他发现四周都是警察和可疑的人,觉得不对赶紧撤退。他躲到了李大钊家,最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

    陈独秀没想到,上海竟是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重大转折!

    在上海,陈独秀与到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格列高·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亲切握,马克思主义政党顺利地扎根到了古老中国深厚的土壤里。

    这年阳春三月,在“驱张运动”局势明朗化后毛泽东开赴上海去。他卖掉过冬外衣又向朋友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张到天津的火车票,到天津后已身无分文,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位从前的旧同学,还得到10元的资助。

    毛泽东还借这次上海之行做了一次旅行:“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4] 到浦口后,毛泽东又身无分文,倒霉的是鞋子还在睡觉时又被偷走了。正当他光着脚板狼狈地在火车站转悠时,又非常幸运遇到了一位湖南朋友。在交通欠发达的近百年前,连续两次在火车站遇到熟人,这高概率事件也许只会发生在毛泽东身上。也许是上帝眷顾伟人,让他完成历史伟业,这一次,他又得到了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和一双鞋,从那以后,他就紧盯自己的鞋,生怕再被偷掉。

    毛泽东上海行的目的是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再转回湖南宣传“湖南共和国”。临行前李大钊叮嘱他,到上海你不妨拜访一下陈独秀先生,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都有很深的研究,对中国现状和前途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正是这次上海之行,毛泽东得到了人生最大的收获。

    第二次进京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湖南自治”、“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等系列政治主张。带着这个问题,他到上海后立即拜访了陈独秀,并与偶像作了一次长谈。与第一次在北京相遇一样,这次会面让毛泽东终身难忘。在偶像面前,一向喜欢谈论的毛泽东成了最安静的听众,他凝神聚力地聆听陈独秀的侃侃而谈,陈独秀向这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陈独秀对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摒弃,以及对俄国十月革命、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推崇让毛泽东大开眼界,也拨开了刚刚读过许多马列书籍正陷入迷茫的小毛眼前的迷雾。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这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5]

    在陈独秀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如饿似渴、酣畅淋漓读了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丛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有人提出过质疑,毛泽东在上海时没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因为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在19208月出版的,这个时间毛泽东已回到了湖南。也许大家没有想到,陈独秀是这系列书籍的校审人,在陈独秀那里毛泽东完全有机会读到校审版的《共产党宣言》。

    正是陈独秀和这三本书,让毛泽东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还让他明白:只有将劳动者组成一个阶级,用革命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这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

    可以说,是陈独秀引领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在上海的这条“马克思主义道路”却很曲折。到上海后,他找到陈独秀想在《新青年》谋一份差事,无奈《新青年》人员已满。为了生活,毛泽东四处飘泊,他卖过报纸、当过戏院门童、当过洗衣店送衣工。在洗衣店工作时,他为有钱人熨烫衣服、送衣服,一个月能赚到12-15块钱,可有一半钱却用在了乘电车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客人公寓或酒店。那个时候,他钱挣得很少还要遭受有钱人的冷言冷语,他在上海的日子清苦又压抑,以至于后来,他老人家在回忆上海这一段时很少有笑容。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难尽头将是曙光!

    因为杨昌济的信,章士钊已为湖南赴法学子募集到两万银元,并且可以资助毛泽东回湖南。这一幕有点《三国演义》的味道,当年刘备去东吴招亲,乔国老见到刘备时说:“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令吴国太一见就喜欢,招他为婿。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便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还力促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

                                                   青年毛泽东之五:毛泽东在上海赚到革命“第一桶金”
                                                                                      (章士钊)

    拿到这笔钱,毛泽东一部分用到湖南学子赴法留学上,一部分截留了下来,1927年秋收起义和上井岗山用的就是这笔钱。

    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毛主席听后大笑:‘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7]

     


    [1] 《蔡和森烈士传略》,《新湘评论》197910月;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月版,第90页。

    [2] 转引自陈独秀《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11;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月版,第230页。

    [3] 转引自《京师警察厅中一区警察署192021011日记录》,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月版,第239页。

    [4] (美)埃德加·斯诺笔录,汪衡泽,《毛泽东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11月版,第56页。

    [5] 转引自(美)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月版,第270页。

    [6] 转引自(美)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月版,第70页。

    [7]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红大门》,文汇出版社,20026月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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